3、精英替代与权力制度的必然改组
引子苏瓦松的银瓶公元年，苏瓦松战役胜利后，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士兵们在苏瓦松城中大肆劫掠，并且按照古老的军事民主制度，在那里将所有的战利品集中抽签分配。当时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派遣使者请求克洛维归还属于教堂的一只祭祀用的美丽的广口瓶，克洛维答应了下来。于是他到达苏瓦松，向他的战士们陈情：“最英勇的战士们！我请求你们在我的那份东西外，不要拒绝再让给我那只瓶子。”然而听闻此语，一个骄傲而又上头的士兵却举起他的战斧砍向了这只瓶子，并且大声嚷道，“不是你抽中的东西，这瓶子你一点也别想拿到！”克洛维忍住了，没有当场发作。士兵用斧子砸碎银瓶不让克洛维得到
次年3月1日，法兰克人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王校场检阅，等待出征。克洛维来到之前砍坏广口瓶的士兵面前，嘲笑他的武器保管不当，不堪使用，并且把他的斧头丢掷在了地上。士兵不知为何，只好先弯腰准备捡起自己的斧头。然而，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士兵低下头欠身之际，国王忽然摸起腰间战斧，对着这士兵的脑袋就是奋力一劈。士兵弯身捡他的战斧，国王忽然摸起腰间战斧，对着这士兵的脑袋就是奋力一劈
只是一挥，也不知这士兵来不来得及听到脑后风声，就直接扑倒在自己的斧子边上。此时克洛维才恨恨做声：“当日你在苏瓦松时就是这般对待瓶子的。”全场阒然无声。至此王国的士兵们才深深畏惧国王，其阴沉刻忌如此。这一故事出自《法兰克人史》，作者是图尔的格里高利。此时法兰克人才刚刚拥有两代国王，在内部治理上依然有非常浓厚的军事民主痕迹。为了实现部落向王国的演变，克洛维采用的是杀鸡儆猴立威的方式。这与曹操杀军需官王垕、“好梦中杀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曹操诡称梦中杀人只是有着现代人难以忍受的血腥残暴。然而，在那个纷纷扰扰的乱世，这只是蛮族立国权力改革、加以制度化的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部分罢了。我们可以将时间定格在公元年，西罗马正式灭亡的这一时刻。西罗马的故地四分五裂。从年罗马军团撤出不列颠起，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开始登岛试图建立自己的王国。意大利在奥多亚塞手里，而狄奥多里克还在东侧的潘诺尼亚行省虎视眈眈，接受东罗马皇名义上的调遣。萨利安法兰克人已经定居到了比利时，而他们南边是高卢最后的罗马总督西亚格里乌斯。西哥特人长久的盘踞在卢瓦尔河以南的阿基坦，并南下伊比利亚驱逐了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后者则已在隔海相望的北非建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公元年的欧洲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每一个蛮族王国的核心人口都大约只有围绕着一两万到数万自由民战士随之迁徙、或在路途中组建的家庭（可能只有不列颠是一个例外，入侵者的迁徙方式接近于斯拉夫人，是以数百人的小股战团为单元在一盘散沙的群岛上建立定居点）。而他们接收的广大疆域上，哪怕饱经战火，依然有体量巨大的罗马庄园和其中耕作的奴隶，作为经济的基本单元进行古典的物质生产运作。当然，在罗马行省的精英人数相对较少，大多都与首都的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上交土地税，寻求中央军队的保护，并试图在宫廷中成为炽手可热的权贵，从帝国的繁荣中谋取好处。然而，此时帝国一体的联系已经被切断，无论是新来者还是地头蛇都需要重新适应如何（仅仅）基于本地的资源实现长久的统治。而邻近地区的领导者的野心也同样炽烈。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残酷物语。公元年，才过去50年，阿勒曼尼人，奥多亚塞的王国都已经灭亡光阴荏苒，三百年后，在所有西罗马覆亡时期建立的第一批继承国中，只有法兰克王国免于覆灭的命运，并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戴上了罗马皇帝的冠冕，使法德成为了西欧世界的中心（盎格鲁人的七大王国要到六世纪晚期才逐渐成型）。我们可以以法兰克王国的崛起为例去探究新的权力制度是怎样出于迫不得已建立起来的，并试图在更大的西欧-西地中海世界的范围去解读税收难以重建的根源。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追问到最后，会演变成一个欧洲为何无法统一的问题。而对此我们只能给出一个很粗浅的回答，其中涉及历史地理学的部分也许以后可以单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3.1墨洛温王室的发家史
法兰克人的第一位国王叫希尔德里克，他在西部帝国末期是比利时第二行省（BelgicaInferior）的总督，曾经与最后的罗马将军们在卢瓦尔河并肩作战，制衡已经与罗马人决裂并四处扩张的西哥特人。帝国覆灭后，有史料认为他控制了原本由他指挥的一部分罗马军团的残余（当然组成军团的本身也基本是法兰克人及其他日耳曼雇佣兵），稳固了他在高卢北部的统治，并通过与奥多亚塞结盟对抗与西哥特人联络的西亚格里乌斯。虽然他的萨利安法兰克部落相对于东西哥特人还是相当的弱小，王业已经事实上达成。年弱小的萨利安法兰克人（图片正上方土黄色部分）他的继承者就是史书赞不绝口的克洛维一世，带着自己的全部亲兵受洗皈依天主教，奠定了法兰克人的帝业的基础，也为后世法国成为“天主孝子”埋下了伏笔。从克洛维开始，法兰克人走向了扩张的道路，几经起落一直到查理曼接受了教皇的加冕成为罗马皇帝。年，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为克洛维施洗，国王率亲兵由阿里乌派改宗天主教我们无意于如报菜名一般记述克洛维几时杀死自己的王位竞争者，征服了利普里安法兰克人，消灭了最后的罗马总督，将西哥特人赶出阿基坦，并且痛击勃艮第人。这都是任何一个当时的小王国试图立足必须进行的生存竞争，而克洛维足够残暴如狼、狡诈如狐，才杀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王国的核心领地——法兰克人所居的奥斯特拉西亚与以巴黎为中心的纽斯特里亚，并开拓出了阿基坦公爵领作为王国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因为图尔的格里高利自己也没有能够清楚地记述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使得记述下来的历史存在严重的时间倒错。）而值得分析的是战争胜利以外的别的东西。克洛维拿下的纽斯特里亚（Neustria）和阿基坦（Aquitaine，又译阿奎丹）3.2立国：从部落到国家
克洛维是怎样从法兰克的酋长之子变成第一个法兰克人的基督教国王的？我们依然从权力的角度开始分析。首先是解决内部矛盾。年克洛维继位时只有15岁，也毫无权威，而他在部落中的收权过程与几百年前的阿米尼乌斯差别不大，就是在五年后发动对外征服，苏瓦松一战平定奥斯特拉西亚，斩首了西欧最后的罗马总督，树立了威望。时移世易，此时的罗马人远在巴尔干，已不可能对他采取报复行动了。此后，他屡屡以各种借口屠戮有资格染指王国继承权的叔伯兄弟，清洗了一切潜在的反对势力。同时，前文所讲的苏瓦松银瓶的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国王与自由民战士从平等到建立国王言出法随、不可违抗的身份鸿沟的艰难与血腥。当然，战利品共同分配的古老制度在克洛维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对国王权威的冒犯，而国王对亲兵赏赐礼物（财产，包括战利品）建立与亲兵的主从与权利义务关系则已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大权在握的克洛维一世
而后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乱世国家？“国之大事，在戎在祀。”我们很难比照罗马人的经验，因为他们的文明相对于西地中海的其他政治实体实在是太早熟了。他们可以不断地尝试，从城市国家的王政、贵族共和与帝政，最后演化为基本中央集权的以税收应付公共开支的领土国家。罗马的文明本身就能激发公民足够的荣耀；而到晚期帝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基督教就取而代之成为了凝聚人心的支柱。同时，罗马军团的强大在大多数时间是具有代差的，同时也比唯二的先进文明——迦太基的商人共和国以及自己人打出狗脑子的希腊化各国更有凝聚力。在罗马人的扩张之前，无论是迦太基，还是打通到阿富汗的亚历山大帝国都发展了高度活跃的商贸而积累了海量的财富。迦太基的商业路线
这让他们可以从容扩张获得具有自然疆界（阿尔卑斯山脉）保护的意大利半岛，并且出于对海上贸易丰厚财富的贪婪围绕着地中海建立帝国，有效地实现以战养战。而法兰克王国显然不可能这样征服。它的核心人群实在是太少了，无法如罗马早期征召公民兵那样，即便被汉尼拔打到全军覆没，几年后又能拉出来一支军团。同时，高卢的经济水平在从前整个罗马帝国之中就是最差的，气候寒冷，粮食产量很低。罗马帝国盛期各行省的收入水平高卢地区能拔地而起一座座帝国城市，甚至拥有特里尔这样的首都，需要伊比利亚的金银矿、埃及的粮仓、罗马大道、地中海的港口和庞大的商船队、数万军团士兵世世代代的建设和数百万人劳动产出物资，总之需要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罗马帝国的经济流通状况（高卢需要外部的物资和资金输入）
而这个伟大的国家——罗马已经不存在了，单独高卢在古代世界是维持不了发达的经济环境的。哪怕到了查理曼的时代，根据一份保留至今的财产清单，他的王室地产上（在佛兰德斯附近）农作物的收成也几乎只有种子的两倍。“在这所拥有多头牛的大庄园中，所有的铁器居然只是两把大镰刀、两把普通镰刀和两把铲子。”[4]前文提到罗马人向日耳曼输出了先进的耕作方式与机械，但是在长年的蛮族入侵过程中，耕牛被杀死了，铁器农具也被重铸成了矛尖。正所谓兵燹之后，必有凶年。当农业几乎无法积累剩余财富，且乱世之中，金银一流通不起来，二容易被劫掠，经济自然而然就倒退到了以物易物、刀耕火种的状态。笔直的罗马大道也因为无人维修而荆棘丛生。富余的粮食难以搜集，而运输到政治中心的成本更加高昂。北高卢的不事生产的统治集团需要大量的资源，而即便是塞纳河各支流交汇点的巴黎也很难调集王国的资源（莱茵河流域的产出就没有办法通过河道运输，而陆路运输在古代世界就是一场灾难；罗马人能通过地中海调配资源和人力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于是，经济现实注定了法兰克的君王会把他的亲兵们分散到王国的各个村镇去保护当地庄园的经济生产不受兵匪袭扰，并且就地榨取军需、供养和人力（辅兵、仆从），从而以自由民亲兵为指挥体系与战斗力核心建立战时的强大军队。王国的直属领土也只能非常狭小。随着酋长与亲兵同吃同住的原始军事民主制在领土国家化后必然因为人身依附的纽带受到削弱而走向瓦解，王国的权力分配（中央压制地方的需求与国家对抗别国的需求的矛盾）再一次成为了棘手的问题。这些戏码我们都很熟悉，周天子封建屏藩沦落为傀儡，宋室“守内虚外”覆亡于外敌。同样的问题也会很快成为法兰克诸王的诅咒，还要加上法兰克人特有的诸子析产制对于王权的反复削弱和造成的动荡。墨洛温诸王谱系（王国分割给所有男性后代继承）3.2.1“精英替代”理论自古以来，一个王国的“人”往往不指代它治下的全部人口，而是指的它的统治基本盘。比如满清以八旗立国，只要明末能够歼灭八旗劲旅，它就会立刻崩亡；而初唐之所以强盛，也是依靠它的一户户府兵，这些关陇小贵族是真正的国族，并且组成中央军力压制天下。法兰克人在部落吞并和南下征服过程中也统治了大量的其他日耳曼人和高卢-罗马人，对克洛维而言，他的几千亲兵和他们身后的法兰克自由民家庭才是他的“人”，是驱使农奴并让罗马地主臣服合作的全部倚仗。前文我们曾经分析得到，“权力的中心对于其支持者的奖励，才是那个时代左右人心的关键因素”。克洛维要想建立领土国家的同时坐稳他的王位，必须要给予他的支持者们持久的回报，至少不能阻碍他们获得好处（多尔衮在明亡清兴后即实施野蛮的“圈地令”，将八旗安置在北京周围，否则他也做不稳摄政王）。6世纪的法兰克武士
当法兰克人涌入了卢瓦尔河以北的高卢，他们在劫掠了浮财以后必然会逐渐开始要求获得产出的来源——也就是地产本身。如果克洛维能够对王国实现有效的征税，他也可以选择给自己的功勋亲兵稳定的俸禄，将他们虚封到地方，或直接建立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亲兵就可以成为亲信廷臣的选拔池。然而后一节我们会基于前文所有的历史情景和解读总结税收为什么不可能有效获取。那么，克洛维就只剩下一种选择，也是他基于君主公开赠送礼物的传统在现实中的做法，就是将国王的土地作为礼物慷慨地赠予他的亲兵，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大的地产主，他们的衣食、武装不再由国王供给，而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土地收入，乃至于蓄养自己的私人亲兵，层级分封下去。于是，北高卢发生了一次彻底的社会文化变迁。在这一整个地区法兰克的亲兵们占据了原本的罗马庄园，同时因为亲兵们的人口基数要大于罗马时代范围很窄的贵族，我们并不能认为这是一种直接一对一的庄园主替代（这种情况在年诺曼征服时发生过，因为“末日审判书”中统计英格兰大约有2万多份地产，而跟随私生子威廉渡海的支持者大约有1万多户核心家庭，威廉一世可以在不破坏庄园生产单元的最优产出的情况下满足诺曼骑士的土地欲望，将地产整份地从盎格鲁贵族手中剥夺授予他们）。对于克洛维，政治上的考量要压倒经济上的最优化想法。随着征服过程的进行，没收的地产被重新分割以适应亲兵们的需要。帝国的城市被废弃了，作为乡村地产中心的罗马别墅也彻底颓屺于荒烟。罗马的高卢的生活秩序因此而解体，法兰克移民重新划分并建立了新的基本生产单元，将这里同化为了法兰克的高卢。无论是此处发生的事件，还是年后的诺曼征服，本质都被归入了“精英替代”模型，也就是在整个事件中没有发生民族大迁徙与种族清洗，仅仅是核心的统治集团（精英）被清洗并替换了一茬。而新来的精英占当地的人口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却因为掌握了一直达到基层的统治权力（以层层分封的形式）而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全面变革。3.2.2封建的流毒在这种替代完成后仅两代人，那些昔日自由民亲兵的后代，此时的高卢权贵阶层就扎根到了地方，并在每一代墨洛温国王死后将国土平分给自己的所有儿子后，试图掌控地方的小王，用支持他统一王国的野心换取他对于地方事务的让步。这是每一种类型的封建制度都必然面临的恶疾。人心苦不足，官僚的俸禄是一种持续的流量供给，而土地的封赏则是一次性的存量支出。当事过境迁，大地主会将土地上的收益视为理所当然，并向国王索求更多作为维持忠诚的报偿。尤其是在贫瘠的高卢，失去了其他行省的持续输血是很难积累出生产资料存量供给地主们享乐消费的。那么，在王室强势的时候，国王就有义务带领这些土地权贵年复一年地对外征服、抢劫，用战利品和王国新占领的土地酬劳他们；而王室衰落内乱的时候，地主们就分成各个阵营相互残杀，用刀剑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地产（无论是再分配站队错误失败一方的地主的土地还是从剩余的王室直属地产中再获得奖赏）。由我们提到过的，因为货币经济崩溃、农业技术退步，道路年久失修，法兰克王国（帝国）在陆上的扩张存在一个远远小于罗马帝国的极限，往西很难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控制加泰罗尼亚，往南最多达到北意大利，往东也难以跨过易北河（都是因为山脉与河流阻隔，信息传递、物资与军队的投送效率极度低下，建立有效的统治成本过高）。一旦王国无处扩张，无法安抚的地主们就能抽干王国的鲜血。最后奥斯特拉西亚的大贵族加洛林家族脱颖而出，彻底架空国王并压服了其他三块子王国的贵族，建立了新的王朝。在此之前，加洛林家族的“铁锤”查理（查理·马特）已经通过军事手段收回了各地贵族的封地，并且推行了更加制度化的军事采邑制，通过契约的形式规范了国王与贵族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最终将国王赏赐土地的行为中军事民主制度的残余清除了出去。但是，封建制度已然成型，只要中央虚弱无力，贵族的义务也只是一纸空文罢了。毕竟，王国封建制度的背后是封君与封臣的契约私权，而国家的公权力即国王对于土地和人口的统治权却让渡给了次级的封建主。当加洛林王国再一次触及扩张极限，再一次的王权崩溃也迅速发生。加洛林王朝极限疆域（与墨洛温王朝相比主要吞并了伦巴第王国和萨克森王国）3.3税收的短期与长期破坏过程
但是，这种封建国家周而复始崩溃的必然与克洛维又有什么关系呢。克洛维必须要给他的亲兵们适当的报酬，同时还要借重他们的武力控制、保护地方。那么，他要是不能从土地、商贸上抽取足够的税发放给他们，还能阻挡他们贪婪地攫取土地吗。从马尔克演化到封建制度，除了历史惯性使然，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也是基于历史现实的无奈决断。3.3.1帝国一体的税收恢复能力此前我们分析过导致西部帝国崩溃的螺旋式破坏过程。逃避匈人帝国的各部蛮族涌入帝国的疆土，在将行省劫掠一空的同时摧残了乡村的耕牛、磨坊等物质资产，使得帝国的税基遭到极大地破坏，因而无力补充军队去抵挡蛮族战团，最终导致整个西部帝国都被蛮族所蹂躏，而后者割据了各个行省自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税收破坏是一个短期的效应。生产性物资的摧毁使当地的土地税收会有一个长达数年的低谷，但是也仅此而已了。土地还在这儿，罗马的大地主也只是暂避到了他处。如果帝国依然统一，东部的海军能够运载粮食与军队对西部提供支援，假以时日制服了蛮族的势力，罗马地主们又可以回到他们的乡间别墅重建家园，发号施令，维持旧日的经济运作。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年，最后一次东部帝国援助西部的尝试因帝国海军被汪达尔人击败而告终。这次惨败也使最后的与罗马结盟的蛮族放弃了幻想，走上了自立的道路，包括定居比利时的希尔德里克。至此，高卢与不列颠再也没有见过大量的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金币与可称当时世界上最优秀工兵的罗马军团。从此时开始，税收体系的破坏便转向了长期的效果。被破坏的不只是即期的税赋缴纳能力，还有长期的税收潜力。3.3.2欧洲的经济倒退与武装化罗马时代的税收从普林尼对西西里税收征缴的记载可以看出已经相当程度转化为货币税（主要是银币），主要用于支撑军费。而特定的行省依然有各种实物税作为补充，如伊比利亚要为驻防军队提供军需，而埃及与西西里主要缴纳实物税（要为首都供应粮食并满足军需）。就长时段而言，一个国家征收货币税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土里刨食的自然经济之上社会发展出了一定的货币经济，二是有一整套政治权力结构使得中央能够将手伸进地主的腰包，强制性地从他们的收入中截取一部分（明朝末年的政治崩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北京无法有效向东南士绅抽血为边境与军队持续输血）。而在罗马的废墟上，两个条件都不容乐观。首先是在长期的战乱之后，金银作为战利品集中到了蛮族国王与亲兵手中，而他们并没有什么办法把它们花用出去，因为金属的流通性已经被战火截断了。伊比利亚的矿产不再运往巴黎，莱茵河对岸的毛皮也不再流通到帝国首都。长距离的贸易（通常是跨地中海贸易）虽然吞吐量不大，但却是古代世界唯一有利可图并能够刺激贸易节点上市镇兴起的商业行为。而现在商贸停滞的后果就是仅有的自然经济可以实现庄园内的自给自足，金银成为了华美的无用之物就导致了厚葬盛行，成为了权贵乃至国王的陪葬品。而如果单收实物税，就得考虑那个时代粮食的运输能力是相当低下的。所谓“千里运粮，十不余二”。要将粮食统筹集中到中央再分配到地方作为节制流官的俸禄，这在成本上就是四面皆敌的小王国难以承受的。当然，也可以考虑让国王的亲兵就地取用地方的粮食税进行军需装备。然而，这和分封土地又有什么区别呢，本质上依然是亲兵的食邑。当然我们会说，假使亲兵始终在地方承担包税人的角色，通过中央地方分税制度，也能实现比较健康的中央财政，并且国王以此为依仗专门蓄养一批雇佣兵或者动员全国性的地方民团[7]（因为不封建国王就没有转让对领土上的人民的直接统治权），就可以真正压制住长居地方的亲兵，并且也许还能对他们转封、转任，削弱他们盘踞地方的根基。而克洛维并没有这么好运，提防自己的亲兵未来做大与当前需要与阿勒曼尼人、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殊死斗争相比完全是杞人忧天式的考虑。他需要更强大的封臣，而不是地产上供养的肥猪，更何况高卢可怜的农业生产率本身就容不得一点点浪费呢。第二点就更加无奈了。面对高卢-罗马人的文明，克洛维下放的亲兵本身就是作为楔子去打散重整社会结构实现王权的深入基层的。至少在墨洛温王朝的早期，他们的实力增强是法兰克人在高卢站稳脚跟的重要保证。对比那些将核心人口集中在少数城邑的东哥特人，则最终被东罗马人通过围城战的方式一网打尽，其对意大利的统治直如浮萍一般，即被连根拔起，再无影踪。克洛维若要伸手要钱，总归是要叠床架屋采用更复杂的制度，也必然面临行政成本的大幅上升。而法兰克的国王在落后的生产力环境要钱还能做什么？只要且只有充分的武装起来，才能拥有一切。于是国王的选择只能是减少损耗，直接征求军役作为臣下的“血税”。4、罗马不可复兴？暂时的结论克洛维的政治抉择已经是满目疮痍的西欧相对于不那么坏的选择。其他的各蛮族国家从相似的起点出发，大多很快就在内部的政治危机与外部敌人的双重作用下崩溃了，而征服他们的势力也无力维持自己内在联系薄弱的庞大领土。我们可以从更加宏观与长时段的角度去解读这一痛苦的历史进程。西罗马的灭亡使得西欧在此后一千年内再也没有了完整的地中海贸易带来的利好与输血，继之蜂起的是基督徒海盗与后来的穆斯林海盗。没有地中海的统一霸权，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就不能通过安全的海上商贸通道促进经济的货币化发展并维持强权，而且也不再有哪个政权有压倒性的实力能统一大海。那么，西方世界的政治重心势必从地中海转移出去，充满武德又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蛮族国家遂成为了新的天选之地。我们发现，在西欧不靠地中海，又接近原本罗马近边缘区的地方只有北部高卢。这里，以及日后隔海峡相望的不列颠，最终崛起了新的大国文明。然而，在中世纪的自然经济之上，我们会发现能够做到相对集权的政治实体只能达到王国的程度，所谓的法兰克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都是由政治强人强行将数个王国捏合在一个人的统治下实现的，而不再能达到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究其原因，我们能够给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来自于经济体本身税收能力的崩溃，而承认既成事实并与之相匹配的权力制度更是固化了这种自然经济的模式，并且产生了必然的周期性崩溃。罗马时期的货币税收支撑的帝国体制发展于蛮荒的欧洲，因而有机会形成了成熟的制度，不断地自我调整，得以绵延千年之久。而旧的权力机制崩溃以后，它的遗泽也是对于后继文明的诅咒。整个前帝国的疆域都传播发展了相当的文明，此时没有了海路的有效运输，西欧相对破碎的山川地形导致在蛮族入侵、群雄并起之时割据一方相对更加容易，而征服并统治遥远的疆土就显得鞭长莫及。这使得迅速的再次一统成为奢望。于是，面积有限的领土国家就自然而然地在与自然经济的妥协中逐渐地方化了，形成了贵族与国王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基于历史的实然过程，我们无法指摘一代代蛮族国王采取了封建制度去巩固他的权位。更长久稳定的权力的结构需要得天独厚的内外部环境去发展完善，而历史似乎没有给予任何一个国王这样的机会。看起来，大一统-帝国-货币税收与分裂-王国-封建体制就权力运作而言分别都是合乎历史逻辑的三元组结构。但两者的转换关系的更详细的探讨，就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进行了。参考文献（References）[1]彼得·希瑟.（）.罗马帝国的陨落.北京：中信出版社.
[2]彼得·希瑟.（）.帝国与蛮族.北京：中信出版社.
[3]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北京：中信出版社.
[4]图尔的格里高利著,寿纪瑜,戚国淦.（）.法兰克人史[TheHistoryofTheFranks].北京：商务印书馆.
[5]唐晋等.（7）.大国崛起.北京：人民出版社
[6]崔国强.罗马帝国行省税收制度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
[7]王秀芹.英国中世纪赋税形态与封君封臣制[D].曲阜师范大学,2.
接近于完成这一整个思路的是征服者威廉的诺曼王朝，国王实现了封建最高领主权与国家公权的合一，其形式即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依然是我的附庸”。当然，这里也有不列颠岛得天独厚的优势，陆上的敌人已经肃清，在更安全的环境下国王只是用土地对勋臣进行犒赏，就可以更精细地通过将一个封臣的地产分散在王国的不同角落并且保持王室直属封地相对于任意贵族的绝对优势来控制他们的力量。半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