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团工作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廖政国发怒时，先是鼻子发红，如果脸色通红，就要大怒了。
每当他鼻子发红了，无关人员就一个接一个地悄悄溜出去。当事人是不敢走的，等着挨批挨罚。参谋处长毛奇新是不能走的，他得陪着，最后得根据廖政国的指示进行处理。
不少新人直觉地感到，很多干部都怕他，因为他“凶”。特别是做了不妥当事情的人，听到廖政国“请”他去，心里就发怵。
参谋处书记官王昊（建国后担任总政文化部文化体育处处长）是来自上海的中学生，刚到参谋处几个月，不但对军事知识完全无知，而且还没有我军各方面的常识。他到参谋处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刻印一份人事命令，任命一批连排军事干部。
稿子是参谋主任毛奇新（五五开国大校）起草的，他没有写抬头，也没有写首长的名字，连“此令”也没有写。他以为这是太普通的常识了，没有必要写上。
王昊可为了难，刻写油印蜡纸之前，翻了一些过去所下命令的存底，想依样画葫芦，但都只有内容没有格式。只能硬着头皮刻写起来。
抬头的“命令”两字总算没有写错，写到首长具名，写罢了团长，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下通报时具名是参谋长，就随手写上了。
第二天，廖政国就派警卫员把王昊叫去了，不等王昊敬礼，就把那张油印命令扔给了王昊，用讽嘲的语气说：“同志弟嘞，你这个二学生（指中学生），念了那么多年的书，连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也不懂，啊？”
王昊的确不懂，他读过的有关共产党和红军的书本，主要是苏联小说，政治委员作为苏联小说里常出现的人物是知道的，但和人事命令有什么关联，却没有想到过。参加新四军后，也知道政治委员是党在军队里的代表，至于任务和职权则一点也不清楚。
廖政国脸色越来越难看：“你懂不懂？没有政治委员共同签署的命令是无效的！”
王昊感到委屈，泪水盈眶。廖政国注意到了：“没有问毛主任？”王昊点点头。
“看你人不大，还有点知识分子的傲气哩！不懂，为什么不请教人家！”
廖政国生气了，转过头又批评毛奇新：“他一个娃娃，来参谋处几个月了连常识都不懂，你到底教没教过他！”。
后来王昊才知道，不光他，参谋处不少人都体验过廖政国的凶。
参谋处主任毛奇新之前是新四军连长，刚接触参谋业务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被廖政国凶过好几次。
有一次，廖政国拿着两张油印的通报，问毛奇新：“这是你起草的？”毛奇新点点头。
廖政国指着通报，非常严肃地说：“你应该懂得你的工作的重要性，通过你的手发出去的东西，无论是命令，无论是通报，都是代表首长发号施令的，要绝对准确，容不得半点含糊，更不能出任何差错。军队是打仗的，出了差错是要人头落地的！”
他边在通报上指点边说：“军事文书不同于一般文章，特别是作战文书上，决不能用容易出错或者容易误解的字句，这里的‘上午’、‘下午’就不能用，因为‘上’、‘下’容易产生笔误，也容易使读的人混淆，所以要用‘午前’、‘午后’。”
“这里的‘四连’，也不行，是第四连，还是四个连？第字是不能少的。”
廖政国拿过另一份通报，那是预发的一周口令：“你以前不是当过连长吗？怎么带兵的？各地方人的口音不一样，口令不能用方言中读音有很大差异的那些。你看这里的‘进步’、‘工作’，假使‘进’和‘工’念重了，很容易误解为进攻。‘彻底’容易误听为‘撤退’。‘散步’也不能用，哨兵会认为你要散开成战斗队形，一枪打过来，打死人不算，还要引起全团大乱。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最令机关干部“害怕”的就是每周一次的“全团会操”。廖政国对部队训练非常重视，尤其对干部抓得“凶”，操场纪律很严格。他善于利用战斗间隙，针对我军作战和装备的特点，制定训练的重点是四大技术：投弹、刺杀、射击、土工作业。
他最重视投弹，因为团、营、连的火力都比较弱，机枪子弹全部取之于敌，而手榴弹则可以自己生产，及时补充。
当时的第一团擅长野战，就是力争将敌人消灭在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时，通常是步兵迅速隐蔽地接近敌人，至相距数十米处，将一排排的手榴弹投过去，利用爆炸的瞬间，勇猛地冲上去消灭敌人。
廖政国多次强调苦练投弹：“你们就是练得胳膊抬不起来，腿发肿，手拿不起筷子，大便时蹲不下去，还要坚持练！”
其次，他也很重视刺杀训练，团参谋处还专门12备了剌杀教员，因为接敌后就是白刃格斗，而且他不让训练留下空白点和空白人。机关管理员、理发员、运输员，军需、给养员、炊事员都得练。
每星期一，廖政国都组织全团会操，会操的最后一个顼目就是排以上干部集合表演投弹或剌杀。很多机关干部最怕全团会操，他们长期在机关工作，怎么和作战部队比呢？
廖政国对这些落后分子也有办法对付：先是排成队观摩，当时称为“队前照相”。再就是会操结束，指派专人为落后分子补课，一补就是一上午，给大太阳晒得头昏脑涨。
当时不少机关干部真是叫苦连天，但既然廖政国下了命令，谁敢偷懒？只能一面埋怨他对我们真“凶”，一面想想他的话也是有理的，敌人决不因为你们是机关就不打你。机关必须战斗化。
廖政国很注意部队群众纪律，也是“凶”得不准打一点折扣。年下半年，部队要返回淮宝地区的西岗休整，有一天，廖政国走进住处的院子，见到咯咯叫的一群小鸡，每只都胖嘟嘟的，伸着长颈子，昂头挺胸。
他高兴地看了一阵房东老大爷喂鸡，便和他唠起了家常。
“这些鸡挺特别的，是什么品种?”
“是三黄鸡，养好了有十多斤重，站在地上能吃到桌上的东西。”
“真有意思，一色黄毛，很好看的。”
房东看到廖政国那么喜欢这种鸡，第二天下午队伍出发时，就选了一只比较壮实的，交给了为廖政国挑文件箱的运输员周炳。
周炳问要多少钱，房东连连摆手：“送给廖政国玩玩的，要什么钱呀！我家里养着一大群哩！”
部队到达西岗后，廖政国发现了这只肥嘟嘟的鸡，便问周炳是怎么回事。周炳把经过说了一遍，廖政国发火了，指着他的鼻子吼道：“没有给钱怎么能随便拿群众的鸡，立即把钱送回去！”
周炳委屈地说：“你们当时都走了，房东大爷怎么也不肯要钱，我没有办法。要送钱叫班长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廖政国要警卫班长吴国祥去王庄房东家送鸡钱，并且交代：“要向他讲清楚新四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都要遵守，不可以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吴国祥领命去了王庄，到房东家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房东还是不肯收钱。他束手无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来回里，回到西岗已是鸡叫头遍了，但是廖政国的房间还亮着豆油灯，吴国祥哪敢懈怠，立即去向廖政国如实作了汇报。
廖政国停了几分钟，说道：“你先回去休息。明天你到侦察排借辆脚踏车，把鸡带着再去送。如果还不收钱，就把鸡留下。”
吴国祥心里嘀咕：为这么一只鸡，跑来跑去，犯得着吗？可看着廖政国那认真的神情，还有什么可讲的呢？说不定还要挨批评哩！
吴国祥骑了脚踏车又去王庄。房东家早知来意，不等他开口，一家人反倒做起他的工作来，七嘴八舌，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吴国祥没办法，只好去找村长帮忙。村里的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人小孩全围到房东家来了。当大家知道为了鸡钱，吴国祥两次远道赶到这里，就你一言他一语地说开了。
“新四军真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军队。北洋军、中央军来，抓了鸡就走，给钱？给拳头!”
“为一只小鸡还大老远地送钱来，新四军真是好呀！鬼子、二黄（伪军）来，不但抢鸡抢粮，连牛羊都牵走，还要杀人放火！”
吴国祥听了，觉得这两趟来回两百多里路真是没有白跑！
最后，由村长做主，鸡让吴国祥仍带回去，按市价三角钱（抗币）一斤计价。鸡重一斤七两，共付五角钱。群众齐声叫好。
当然，廖政国对战场纪律更为严格，车桥战役时，第一团三营教导员刚从别的部队调来任职不久，对干部和部队不很熟悉，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没有积极找部队，反而找后勤去了，战后被立即撤职。
浙西孝丰战役时，第四纵队第十一支队坚守孝丰，出击时也打得很好，但有个连长延误了战机，廖政国直接对个干部执行最严厉的战场纪律。
其实也有人说，廖政国的“凶”，其实是爱战士的表现。
年11月，部队进入朝鲜境内，每人只带一条米袋，最多可以维持五六天。进入朝鲜三四天后，各单位粮食就陆续告急了，个别连队一天只能吃上一餐干饭。
但是交通不便，加上敌机轰炸扫射，运输更加困难。开始还能就地筹集一点大米、黄豆、土豆，可进入山区后，当地居民都缺粮缺草。
11月27日我军和美陆战一师的战斗打响，有的连队整整一天就吃了一餐白水煮土豆，战士说：“我们是三个土豆打一个冲锋。已经担任20军副军长的廖政国的火气很大，军后勤部长喻求清就躲着他。但你躲他，他却找上门。
廖政国火辣辣地质问喻求清：“兵没有饭吃，枪没有子弹，这个仗怎么打，唵？！你这后勤部长干什么吃的？”
喻求清不敢正面顶撞，他说：“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给粮食万斤，还有各种炮弹多发、子弹14万发、要从鸭绿江北面运过来……”
廖政国更火了：“有了东西为什么不想尽办法前运？”
“铁路通到江界，江界到前川有矿上的小铁道。军后勤部在前川设了转运总站。前川到龙水皮，可通汽车，兵团配给我部一个汽车连，负责这一段运输，我在龙水皮和直里设立了转运站，由乾慈介到新德里，要靠人力运输，也临时设了站，直接由团、师运给部队……”
喻求清
“别以为你说那么多这站那站的就能蒙混过关了，直接说，有没有办法让部队吃上饭？”
“运输线太长，运输工具缺乏，人力也不够，恐怕有点难……”
“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廖政国最恼火讲困难叹苦经的干部，火气又上来了，“你说缺人，我把军部的男男女女都组织起来，交给你使用，怎么样？还有，你立即请当地政府，帮助就地筹借一些粮食，战役结束后偿还。”
就这样，军领导机关的管理员、文书、会计、收发、打字员等工作人员，全部勤杂人员及部分民工组成了两千多人的运输大队。连军文工团也动员去背粮。
廖副军长亲自去讲了话，下了死命令：每人每天背粮30斤，完不成任务的，用自已的口粮补足。
30斤，算什么？在那时那地可不简单！11月26日，也就是战斗发起的前夕，大雪纷飞，满天乌云，白昼宛似黄昏，气温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30度。这个30斤粮比平时负重一两百斤还累得多！
照说粮秣给养被服这类工作，有后勤处长筹办，最多参谋长管一管就行了。但在战争环境里，廖政国总是对这些问题亲自加以解决。
年夏季，由于敌寇对苏中三分区“清剿”，后方被服厂得天天“跑反”，无法进行生产。军服供应不上，新战士只好穿家里带来的便衣，老战士的军装则破旧不堪。
廖政国那时是第二团团长，知道团部经济副官黄更新参军前当过裁缝师傅，他找黄更新商量：“我们自行解决军装问题，有没有办法?”
黄更新说：“办法是有的，就是要有布。即使是白色的龙头细布也行，可以染成灰色，再想办法找人加工，或者买几架缝纫机，调些战士学着做。”
廖政国听了这想法，十分高兴，立即指定黄更新帮助后勤处设法筹办。他亲自交代侦察参谋王详找到边缘区的区长，通过他掌握的地下关系，到敌区东台城里购买布匹。
关系接通后，由黄更新带供给员、出纳员和侦察员，化装进了东台城。买了数百匹龙头细布，分别由三家布店在三天内送到指定地区，货到付款。
黄更新等人又押运布匹，日夜兼程返回驻地，分头找乡镇的染坊把布染成灰色，再分散几处加工成军装。廖政国对此十分高兴。
秋去冬来，廖政国考虑到要在严冬之前，让部队穿上棉衣，又向黄更新交代了这项任务。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回考虑得更为周密，交代加工棉军装的地点必须放在敌人据点附近，因为这样反倒不会引起敌人注意，而且便于采购运输。
冬夭，廖政国刚到第一团上任不久，各单位汇报。管理处吿诉他：由于敌人的封翅，机关、部队办公用品十分紧张，一个月的用品要用三个月，连照明的灯海也无法保证了。
廖政国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当时，第一团驻于南通石港镇附近的俞家园，这地区比较富庶。很多人家里养羊，廖政国看到后，找到管理处问道：这地区每天宰那么多的羊，我们能不能用羊油自己动手做蜡烛？
管理处有个江西老红军名叫曾国兴，向当地羊肉铺买了羊油，几经试验，压成蜡烛。虽然烛光不算亮，但比起菜油灯要亮好多倍了，足以保证机关和部队照明所需，
有一段时间，廖政国老是聊雨天行军问题，远的说起红四方面军冒雨雪翻越秦岭，也说到新四军初进苏南敌后连天大雨的艰苦行军，总要评论雨具的优劣。
他认为雨伞不适合大部队使用，大雨中也不顶用，斗笠也只能遮挡小雨，油布雨衣反会把军装淋得透湿。老渔翁用的竹笠、蓑衣倒是既防风雨又保暖的最佳雨具，可惜不适合军用。
大家都猜测，廖政国谈论这么多雨具的事情，肯定在琢磨一个既轻便又实用的雨具。
果然，一天下午，廖政国就把管理主任黄更新、供给处长赵廉找来：“我有个防雨的点子，每人发油布四尺，每个连、排干部发油布五尺，放进背包里。下雨能当雨衣用，不下雨能当薄被子盖，行军携带也方便。行不行?行的话，要多少布？多少桐油？盟费从驟里筹划？大家出点子。”
大家议论了一番，认为办法是好的，只是桐油需要多少、市价如何，因为不懂行，算不出来。
黄夏新说：“九连连长陶桂福参军前当过油漆匠，他懂行。”
廖政国办事一向性急，随即派通信员把陶桂福找来参谋处。
桐油油伞
陶桂福，浙江绍兴人，生得短小精干，心细如发，射击技术很精，特别是短枪几乎是“百步穿杨”，教导队经常请他上射击课，也曾在参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
陶桂福来到参谋处，一看廖政国也在，弄不清为什么找他来。
“你当过油漆匠？”
“算不上油漆匠。年轻时到上海南市一家油漆店当学徒，刚要满师，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我下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手艺早还给师傅了。”
“你学过油雨伞没有？”
“第一年什么也没学，光打杂，给老板娘抱小囡；第二年才学油雨伞……”
“一把雨伞要用多少桐油？多大成本?”
“好伞要涂三遍，桐油也是品种多，质量不同，现在也不清楚桐油的市价……”
廖政国立即下达命令：“明天你就带个侦察员，化装进东台城，了解市价，先买一批桐油回来
陶桂福到供绐处领了一笔敌占区用的伪钞储备票，进据点买回来一批桐油，正想回连队，廖政国却把他叫去，交代了新任务：挑选四五个机灵的战士，由他领着为全团每人制作油布，龙头细布和桐油由供给处供给。
任务派下来了，可陶桂福并不高兴，边干边发牢骚：“我带连队好好的，怎么成油布工了。团长对我有意见应该直说，何必让我做苦力，xxx前段时间仗没打好，也没见他出啥事，怎么我反倒出事了？”
活干累了，陶桂福甚至生闷气：“廖团长太不公平了，我凭什么不能继续干连长？！”
配备油布大概用了四个月，完成后陶桂福带着小组回到团部。廖政国很是高兴，亲自请他们吃饭，给他加两大盆红烧肉，好好招待一番。
那时候，部队伙食差，整天吃糟糠、冬瓜汤。这午餐真是难得的丰盛。
大家吃得真高兴，陶桂福却放下碗筷，发起了牢骚：“团长，我问你，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你罚我四个月苦工？”
廖政国没吭声，只递给他一支香烟。
两个月后，新四军第一师成立教导旅，廖政国任旅长，在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的率领下渡江南下，挺进浙西。
部队一到长江边就连天大雨，幸亏带着新油布，直接拿新油布当雨衣，干部战士都有干衣服可换，有干被子可盖。
陶桂福这才恍然大悟：廖政国早就为江南的雨季做准备，他又不能泄露军事秘密，就只好和他默默地抽香烟了。
为此，陶桂福还特地找到特务连指导员、和他一起参军的刘时雪，请他帮忙转告廖政国：“旅长，我错怪你了。”
令人惋惜的是，陶桂福在浙西反顽自卫战中英勇牺牲！
这几件事第一团特务连指导员，以后任南京新联机械厂党委书记的刘时雪晚年写回忆文章时特地提到的。在纪念廖政国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里，刘时雪这样写道：
廖政国同志对部属要求严格，平时话语不多，不了解他的，以为他不好接近。其实，与他接触过几次，便觉得他待人平等友爱，作风民主。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下级反映情况、提出意见，他都耐心倾听，从不轻易否定，更不随意批评指责。
年，有一次刘时雪看到一篇关于改进官僚主义作风的文章，读了深有所感。因为听说廖团长为了抓纪律，曾严厉整治过不听招呼的参谋和警卫员，他想让他也看看这文章，就用红蓝铅笔划了，叫通信员给他送去。
随后，刘时雪又觉得这事未免冒昧，提意见又不像提意见，连个字条也没有写，对领导也不尊重。
没想到，未过多久，廖政国叫人给刘时雪带口信：“上次送给我的文章，我看过了，以后会虚心改正。”
当年廖政国身边的警卫员，后来任第二十军副参谋长的吴国祥也颇有同感。他在参加廖政国去世二十周年纪念座谈会时，曾说：“在部队里，很多人都以为廖旅长表情严肃，话不多，难以接近，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年6月，孝丰战斗后，正值雨季，山洪爆发，粮食运不上来，部队吃不饱。有一天下午，警卫连的战士们下河摸毛豆煮螃蟹吃。正吃着，廖司令员来了，大家慌忙站起来，低着头不敢说话，怕被批成纪律。当时为了避免暴露目标，部队禁止下河游泳。
吴国祥想：不说真话不行，错了以后改嘛！便壮着胆子说：“这两天大家都吃不饱，才下河摸了这些毛蟹充饥。这是第一次。”
廖政国默默地听着。过了一会儿说：“缺粮是暂时的，孝丰正遇上灾荒，敌人又封锁皖南粮道。苏南的几千民工正日夜兼程，为我们送粮，很快就会到的。你们要保存体力。”
到晚上，廖政国的勤务员送来了一套军装和半斤面条，说是首长让他送来的，面条不多了，首长也是一天只吃两餐板，把早饭节约了。
大家听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这可见廖政国对部属意见的认真态度。
不光是下级干部战士，廖政国对自己的同事也是点“凶”。
有一次，驻军东台县小海镇，半夜得到情报，日伪军将于次日拂晓合击部队。
廖政国和梅参谋长商量后准备部队连夜转移，当时政委已经睡觉，没有参加讨论，当向他通报转移时，他明确表示不同意。
政委是老红军，参加过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也是游击战争的行家里手。他认为情报不确，东台日伪军曾向南边的梁垛、安丰调动，没有向东行动的迹象；而且部队已经休息，要转移也得等到拂晓时再行动。
廖政国又派参谋向政委说明，连夜转移是为了预防敌人示形于南而击于东。
政委仍坚持原有意见。这时已向部队下达了转移命令，廖政国很恼火，不顾政委同意与否，仍然命令部队出发。当然，他也作了一定安排，派特务连一个排警卫政委驻地，如果发生情况，掩护政委转移。
政治委员制度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之一。不尊重政治委员，那还了得！这可不是个“凶”的问题了！为此，廖政国曾被上级批评了好久。
曾如清少将算是和廖政国共事时间最长的搭档，从43年一直搭档到 入朝前夕。他非常坦率地说：“老廖这人，说好相处也很好相处，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实实在在，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开诚布公，有话讲在当面，有意见摆在桌面上，直来直去，没有旧社会的庸俗世故，只要相互坦诚相见，关系就会很融洽。”
“说他很难相处也的确难相处，他也有个性强、不服输，容不得不同观点和不同作风的一面。他这人一辈子南征北战，看不起不会打仗的，也看不起光讲空话不干实事的人。他最讨压背后搞小动作的人，一旦被他发觉，就再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了。他又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喜怒当场出彩，当然难相处了。”
“他富有带兵经验，带过地方武装，也带过主力兵团，既能冲锋陷阵，又能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而且又熟悉后勤兵站和政治宣传工作，可说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他脑子灵活，点子又多，常常让你跟不上他的思路，当他的政委容易吗？！但是，说句心里话，和他一起工作，只要你心里无私，虽苦虽累，心情却会非常愉快。”
不过，曾如清能愉快地当廖政国的政委，还是经过了廖政国的考试的。
曾如清刚到一团不久，正好碰到日伪军扫荡。在部署反扫荡会议上，廖政国故意把军用地图推到曾如清面前：“政委啊，敌人来势汹汹，你看怎么打好？我听你的。”
曾如清当然懂得廖政国的意思，直接提出要采取伏击战术，具体规定了部队伏击的地段和部署。廖政国听了没有讲什么，直接宣布就这么办，后来这仗打得很顺利。
当然，与同僚关系不算难处理，最难处理的还是对上关系。
红军时期，廖政国当过徐向前的参谋。西路军时和徐立清在河西走廊共患难。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在粟裕、叶飞指挥下战斗。
建国后，徐向前是元帅，粟裕是大将，叶飞是上将兼福建省委书记，徐立清是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但除了开会和受领任务外，廖政国从没来主动去过四位首长那里串门。
五五授衔时，有人认为廖政国军衔低了，鼓动他：“听说总干部副部长徐立清在西路军时和你一起患过难，算是过命的交情。现在他管授衔，你去找他反映一下。”
廖政国严肃地说：“不错，徐副部长曾是我上级，现在他地位高了，责任重了，我去打扰他干什么？我有我的领导，凭党性为党工作，干吗要去敲他的大门！”